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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中华

 

【祷告的能力】许多年前,大概是1830年吧!那时候父亲是家乡一名热心而又成功的传道人。他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书,特别是贺尔船长的游记,内心深处不由得为中国的属灵光景深感难过。但当时的处境,却容不下他亲赴中国传道的念头。在祷告中,他对神许下宏愿,如果神赐他一名儿子,他愿意把儿子献上,接受神的呼召,在这片广大而穷困的国土事奉祂。那时候的中国,可说是完全自闭于真理的门外。我对父亲的心愿,或是当时他所作的祷告,却是一无所知;直至我在中国工作了七年多,回国之后,才获悉此事。当我知道父亲的祷告,竟然在我身上蒙神垂听,那时的心情煞是一片欣喜。

     少年的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他们对信仰抱着怀疑和鄙视的态度,而我也随波逐流,接受了他们的观点。然而我挚爱的母亲和妹妹却为我祷告,求主叫我得以悔改重生。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当时我大约十五岁。由于母亲不在家,我有一天的假期;午间百无聊赖,为了打发时间,我便跑到父亲的书房找一些书来看,但遍寻之下可没有找着甚么中看的。于是我翻开小篮,在篮里的小册子中拣了一份看来颇具兴味的福音小册。我坐了下来,毫不在意的翻阅着。

     那时候,在七、八十哩外的母亲,正吃完了午餐站起来,心中为她儿子得救的事十分迫切。她想今天难得时间比较充裕,可以藉此机会为她儿子向神祈求。于是她进了房间,把门锁上,定意除非神答允她的祷告,否则便不踏足门外。一个小时复一个小时,慈爱的母亲为我向神哀祷;到了最后,不能再祈求下去,而觉得非感谢神不可,因为圣灵告诉她,她所求的已蒙应允 ─ 她的儿子已得蒙救赎。

     这时,我正翻阅着那份小册,有一个句子冲着我来:“基督作成的工。”立时间“作成”两字萦绕我的心间。自忖:“基督既已作成了完全的救赎,把罪债抵偿,那还有甚么该作的呢?”圣灵的光照透我的心灵,给我带来重生的喜乐;在世界上,我再没有甚么可作的,只有跪下来,接受这位救主和祂的救恩,不住的赞美祂。

     数日之后,我首先要求妹妹保证不告诉任何人,然后才把我心灵得着喜乐的秘密告诉她。两个星期以后,母亲回来了,我率先到门外迎接她,告诉她我有个好消息急着要与她分享。母亲立即把双臂绕着我的颈,把我紧抱入怀,说:“我儿,我知道了。我为你的好消息,已经快乐了整整两个星期。”“为甚么?”我讶然问道:“难道妹妹不守诺言?她答应过不告诉任何人的。”母亲向我保证这好消息不是从人听来的,然后把上述的经过向我解说一番。

     不久之后,我捡起一本小册,以为是自己的,因为从外表看来,那简直是一模一样。我把它翻开,映入眼帘的,原来是妹妹的日记,记述她立意每天为我的得救向神祈求,直至神应允她的祷告。计算起来,过了整整一个月,神使我离暗就光。自从我开始做一个基督徒,就这样体会到祷告的能力。

 

【事奉的呼召】在我得救后数月,一个悠闲的下午,我把自己关在房里,用了好一段时间与神相交,我恳求祂给我一点工作,好表达我对祂的爱和感激。当我将自己毫无保留地献在坛上,那浸溢我灵魂的庄严感觉,给我一个明显的确据,就是神已接纳我的献祭。神的同在有说不出的真切。那时我还未满十六岁,我记得我俯卧地上,伸开四肢,静静地俯伏在神的面前,心中有一股不可言喻的敬畏和喜乐。

     在我定意献身事主后数月,有一异象深深印入我的心灵,这就是神要在中国用我。这工作看来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甚至要付上我的生命,因为当时的中国并不开放,罕有宣教士在中国工作,而有关在中国宣教的书籍亦不多见。但我知道在本市一位传道人手上,有一本麦都思(Medhurst)所著的《中国》,便登门造访,借书一读。他欣然答应,并问我为甚么要读这本书;我告诉他神要在那地方用我一生。“你打算怎样去?”他问道。我回答说我一点也不知道,似乎只好跟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在犹太地的作法一样,腰袋不带金钱,行路不带口袋,只靠我的主供给我一切的需要。牧师慈爱地把手放我的肩膀上说:“啊!年青人,等到你年纪较大的时候,你便会比现在聪明一点,这种想法,基督在世的时候可以行得通,现在却不行了。”

     我现在可大得多了,但不见得比那时更聪慧。我愈来愈深信,我们若照着主给门徒的指示和保证去做,在今日的世上一样是行得通的。

     我的父母对于我传道的决心,既不反对,也不鼓励。他们勉励我,当以信心尽力锻炼自己的身体、意志和心灵,以祷告的心等候主的引导。这忠告对我很重要,日后我常有机会经历和证实。

     麦都思的《中国》一书强调以医疗传道的重要,因此我决定研究医学,作为日后工作一项重要的准备。我在家中读了一阵子书,之后便跑到赫尔市接受医学和手术的训练。我在那里充当一名医师的助手。起先,我在亲戚处找到一安舒的居所,我工作所得的收入,刚好足够支付我的食宿费用,但我定意要为主的圣工奉献不少于十分之一,所以我决定离开这安舒的居所和愉快的环境,搬到近郊去。那里只有一房一厅,膳食自行料理,但我可以从容地将我全部收入作十一奉献。虽然变动颇大,却带来不少的祝福。

     大约在这个时候,有一个朋友建议我思考主再来的问题,所以有一段日子,我花了颇多的时间来研读有关主再来的经文。在圣经的亮光引导下,我看到那带着复活的身躯离开世界的耶稣,将会照样的再来。主的再来,乃是祂子民最大的盼望,是我们在奉献和事奉上无比强大的动力,也是我们在试炼和痛苦中莫大的安慰。主并没有向祂的子民显明祂再来的时日,为要叫他们日复一日,时复一时,过着儆醒等候主回来的生活。我定意尽力作好迎接主的准备,就查验我自己的小书室和小衣橱,看看有没有多余不需要的书籍和衣物,把它们处理分送给一些贫苦的邻居,使我心灵感到得益不浅。

 

【事奉的准备】我很快便发觉,原来自己也能过着远较从前刻苦简朴的生活。牛油、牛奶,以及其它奢侈的东西,我都不再吃了,主要的食品就是麦片和米饭,偶而也吃点别的东西,以变换口味;所以少许金钱便足够供给我的需要。这样,我经验到自己用得愈少,帮助别人愈多,心中的喜乐和属灵的福气也愈丰盛,使我每天都得尝难以言喻的福乐。

     每当想及到中国之后,生命的保障,日用所需,以至一切的援助,除了神以外,别无倚靠,因此,我非加强属灵的操练不可。在离开英国以先,我必须学习单靠祷告,借着神来感动别人帮助我。我的医生雇主非常忙碌,恐怕忘记按时付我薪金,就吩咐我到时候提醒他,但我决意不直接告诉他,只祈求神让他记得,使我可以因着祷告得蒙垂听而得到鼓励。有一次,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的好老板却记不起发放薪金,我发觉自己身边只剩下一块二先令六便士的硬币。那天晚上大约十时,我领完聚会后,一个穷人请我到他家里去替他的妻子祷告,因她快要死了。我立即答应。途中,他的口音露出他是爱尔兰人,我问他为甚么不请一位神父?他说他已尝试过,但神父要十八个便士才肯去,而他却出不起这钱。这时,我想起我全部的财产就只有这块硬币,又不能分为两份,若把它给出去,明天午饭便肯定没有甚么可吃的了。

     他领我上了一道破烂的楼梯,进入一间残旧不堪的小屋。眼前所见,触目惊心。四、五个小孩四围站着,凹入的双颊清清楚楚地显明他们饱受长期饥饿的厄困。倒在破烂的草床上是一位筋疲力竭的母亲,身旁是一个出世才三十六小时的婴孩,弱小不堪,连哭也哭不出声,听起来倒像在呻吟。我的心里一直在挣扎,我那令人憎恶的不信,阻止我顺服内心的感动,使我不肯把自己所有的救助他们。那时候,我无法说出甚么话来安慰这些可怜的人。我虽勉强为他们祷告了,但我不知自己怎样祷告的,可能语无伦次、断断续续。最后直到我把手放进口袋里,慢慢的把那块钱币抽出来交给那穷人,心里才得平安。那天晚上,在返回寓所的途中,我的心和我的口袋一样的轻省。我享受了一个快乐、安静的晚上。

     第二天早上,锅里还有点粥可以作我的早餐,还没有把粥吃完,就听见邮差的敲门声,给我一封不知是从那里寄来的信,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块半英磅的钱币。只不过十二小时的投资,就收回四倍的利息!我马上立志,要把我省下来或赚回来的钱,存入这永不倒闭的银行。对于这个决定,我至今无悔。

 

【祷告再蒙应允】两个星期过去了,我的老板仍然还没支付我的薪金,我发觉我的处境又回复到像那难忘的晚上一般。我的困扰并不在金钱上 ─ 只要我一开口提醒老板,任何时候就可以有钱在手,但萦绕在我心怀的是:“我能不能到中国去?会不会因为我信心不足、能力不够,以致我无缘参与这宝贵的差使?”

     一个星期又快过去了,星期六晚上,房租便要到期。那天下午大约五点钟,医生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不经意的问起:“你的薪金不是又到期了吗?”我咽了两三下,尽可能平静地告诉他我的薪金已过了一些时间。想不到他回答说:“啊!真是抱歉,只可惜你不提醒我,在今天午间我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银行里去了!”

     他一离开,我便立即回到我的小书房,在主面前倾心吐意,直至心里再次充满安息和喜乐。那天晚上,我刚打算熄灯时,便听到医生的脚步声;他来告诉我说,有一位顶有钱的病人,竟然在十点钟过后跑来付医药费。他就把刚收到的部份钞票给了我。这件事使我满心欢喜快乐的赞美主,我终于可以到中国去了!以后,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遇上极度困难的事情时,每当忆起这次经历,都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和力量。

     又过了一段日子,我觉得应该离开赫尔,到伦敦医院修习医学课程。我挚爱的父亲表示愿意支付我在伦敦的一切费用;同时,中国布道会的委员会也表示愿意供给我在伦敦的生活费用。但经过祷告等候,在主的引导之下,我清楚知道两者的好意都不可接受。我便写信推辞了两者的好意,单单的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

 

【伦敦的生活】伦敦不比赫尔,可以生活得那样省俭。为了减轻支出,我与表兄同住一房,自己负责自己的伙食;这房子离医院要走上四哩路。最经济的方法,莫如吃粗面包和喝白开水;这样,便可以把主的供应尽可能用得长久。我的晚餐和早餐,就是我每天要从医院跑一大段路回家时买的,一大条粗面包只值两便士;中午则吃两、三个苹果。这样的饮食,便能供给我足够的气力,每天走八、九哩路。

     我以前在赫尔的房东太太,丈夫是伦敦一轮船公司的大副;于是她托我每月到船公司代领她丈夫另一半的薪金,然后邮寄给她,好节省汇费。有一次,她写信要求我尽快帮她领取薪金,以便支付欠款。这时我正为考试繁忙,刚巧我手头上有足够的钱,就预先垫款寄钱给她,打算一考完了试,便前去提取来还给自己。不料,当我到船公司提取到期的薪俸时,主办的职员告诉我,不能把钱给我,因为那大副已擅离职守,跑去掘金去了。

     同一天晚上,我在缝钉一本簿子,好作为记录课堂笔记之用时,一时不慎,刺伤了右手的食指;顷刻间我便把此事忘记了。次日,在医院里我照常解剖尸体;这病人是死于败血病的,解剖的人若不小心,有甚么破损,便足以致命。我当然特别小心翼翼,到中午时,我感到十分疲弱,四肢无力,似乎要呕吐。下午上完一节课,我整条手臂和右半身痛得很厉害,病势已非常沉重,连旁人也看出来了。我跑到手术室收拾仪器,并将这情形告诉负责的医生。他认为我已被热病感染,劝我立刻叫一辆马车回家,料理后事。“因为,”他说:“你是一个死人了。”但我觉得中国有工作在等着我,我是不会死的!无论病势如何严重,我必能脱险。所以对他的提议,一笑置之。

     那天我勉力步行回家,进了屋里,痛得晕了过去,苏醒时已经被移放在床上。我一位住在附近的舅父跑过来看我,并且叫来他的私人医生给我诊治。这时候我身体虽然很是痛楚,但我所记挂的,乃是不要让父母知道我的病情,以免我失去察看神怎样为我解决问题的机会。我得到舅父和表兄的答应,不写信通知我的父母。于是我小心翼翼的挨过危险期。日以继夜的痛苦慢慢过去,数星期以后,我的体力已足够使我可以步出房间。这才听说另两个与我同时进行解剖的人,已经死去。

 

【信心被坚固】我的医生劝我到乡下休养一段时期,直至恢复相当的体力和健康为止;若太早工作,恐怕后果堪虞。但我决意不让乐意帮助我的人,晓得我的困境,目的是要单从那听人祷告的主取得帮助,好叫我的信心得以坚固。主引导我再到那轮船公司去,询问上次提取不到的薪金。而我付不起车资,并且发放薪金的可能性不大;经过祷告等候神之后,我肯定这是祂的旨意,便凭信心接受主所赐的力量,毅然举步前行。这船公司离我住处至少有两哩。因我的信心已蒙坚固,靠着奇妙的神帮助,使我一步步终于走到目的地。

     船公司那位负责发放薪金的职员,看见我脸色苍白,有气无力的样子,便问起我的健康来。我告诉他最近生了一场大病,医生劝我到乡下休息一下,但想到临走之前,最好还是上来问问,那大副擅离职守跑去掘金的事,究竟有没有弄错。“啊,”他说:“真高兴你来了,离职出走的原来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熟练海员。”就这样,我得回了从前垫付的钱,便又去找那诊治我的医生,想要清还账项。医生很客气,不肯让我这个医学生付钱,只收下奎宁药的药费,只算八先令。办妥这件事情以后,我算了一算,余钱刚好足够我返回老家之用;我知道这是神为我作的奇事。我的医生是不信主的,当我把上述的经历一一见证给他听后,他眼中含着泪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换取你的信仰。”

 

【拯救的大能】康复以后,我重回伦敦继续我的学业,再投入繁忙的医院生涯和紧张的课堂生活。快要到中国去的时候,我被派每日替一位患了脱疽病(皮肉腐烂)的病人洗涤双脚。他虽来自基督教家庭,但自己却不信有神,对宗教极为反对;并且他的脾气很暴躁,把想读圣经给他听的人赶出去。曾有一位牧师来探访他,盼望能给他一些帮助,但他竟把唾沫吐在他面上,不许他开口说话。

    一开始要照料他时,我为他花了许多时间祷告。头两、三天,我绝口不提信仰的事。由于我特别小心洗涤他的病腿,而且尽量减轻他的痛苦,他很快便对我的照顾表示感激。有一天,趁着他向我表示谢意的时候,我战战兢兢地向他解说我为甚么这样殷勤服事他,指出他的病情是何等的严重,亟需要靠着基督,得到神的怜悯。很明显的,他以最大的自制力把嘴唇紧闭,翻身背着我,不发一言。

    我天天哀求神,在他离世之前拯救他。每一次为他洗涤伤口、减轻他痛苦的时候,我总会对他说一、两句“神会祝福”这一类的话。但他总是翻身背向我,看来是很愤怒似的,从来不搭上一句话。努力了一段日子以后,我感到灰心失望。他看来不单没有回转,反而愈来愈心硬。有一天,替他把腿洗涤好后,我洗濯双手,然后一反常态地没有站在他的床边对他说话,径自走向房门口。后来我停下来,犹疑了片刻,回头望他,察觉他惊异的脸色,因为这是我头一次没有替主向他说话便打算离开。我不能再忍下去,泪如泉涌,我走回去对他说:“朋友,无论你听不听,我必须说出我心底的话。”然后很恳切地跟他谈,并且带着泪水向他表示我多渴望与他一起祷告。他并没有翻过身来,只说:“如果这样能安慰你的话,请随便吧。”我当时的喜悦真是难以言喻。不用说,我立即跪下来,为他向神倾心吐意。我相信就在此时此地,主已叫他的灵魂悔改。

    此后他从未表示不愿意听我讲道,或是替他祈祷。过了几天,他切实地接受基督作他的救主。这位喜乐的病人在悔改之后,存活了一阵子;这段期间,他努力见证神的恩典,永不言倦。虽然他的病情令人感到十分痛苦,但由于性格和举止的改变,使得服事他的人也觉得照顾他不再是一件苦差,而是真正的乐事。我在中国早期传道的一段日子中,许多时候,环境看来要使我的一切努力陷于绝望,但当我念及这人的重生得救,我便得到鼓励,坚持下去,无论人们听不听,继续宣讲神的道。

 

【中国之行】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 ─ 我要离开英伦,远赴中国。一八五三年九月十九日,中华传道会在“达姆福利斯号”的船尾舱房里,为我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聚会,差遣我到中国传道。

    我挚爱的母亲来到利物浦跟我话别。她与我一起进入小舱房,母亲用慈爱的手,整理我的小床,然后坐在我的身边,同唱我们长别前最后的一首诗歌。我们跪下,母亲为我祷告。因船快要开行了,于是只好珍重道别。为了叫我好受一点,母亲尽量抑压心内的情绪。分别后,她走上岸。我孤单一人立在甲板上,船开向水闸,她也跟着往前走。船过了水闸,这次我们真的要分别了;猝然间一道哭声从母亲绞痛的心决堤而出,像刀一样刺透了我,使我永远也不会忘怀。这一刻我才完全明白“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意义。

    船启航不久,我们遇上了秋分的暴风,风浪很大,几乎出不了麦士河口。十二天来,我们都是在爱尔兰海峡荡来荡去,出不了大海。船长和船员虽然百般努力,终究是无济于事。九月二十五日晚,我们已漂流至嘉拿温湾,与海岸的距离愈缩愈短,最后离岸边的巉岩只一石之遥。基督徒的船长对我说:“我们活不上半小时,你对主呼召你到中国传道有甚么想法?”我满心喜乐的告诉他,我对我所蒙的呼召不作他想,我深知我一定会到中国去;但假如神有别的安排,我总以顺服祂的旨意为念。

    不到数分钟,风向转了两度,我们得以逆着风驶出海湾;但船首的斜桅摆动,船受到严重的损伤。几天以后,当我们驶出了大海,便在船上进行了彻底的修补。

    航程中,因为没有风,而损失了不少时间。通常是在日落后才起微风,直到天明;日间却没有风,船便停下来,任由漂流。有一次当我们接近新畿内亚的北部,离陆地只有三十哩遥。 早上,船长发现有一股时速达四海里的水流把船带向暗礁,恐怕在黄昏前船便要触礁了。所有人都同心协力,想把船头掉转,使船驶离海岸,但终告失败。大家静立甲板上一段时间,船长对我说:“所能作的已全作过了,现在只好等候结局。”我心里头掠过一个思想,便答道:“不,我们还有一件事未作。”“甚么事?”他问道。“祷告,”我回答说:“让我们同心合意地求主马上赐给我们清风。”船长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四个基督徒先一同祷告后,便各自退回自己的房间等候神。我经过一段简短而深入的祷告后,觉得神已允准我所求的,不能再祈求下去,便很快的再走上甲板,但见船樯上最高的小帆在微风中颤动,我立刻叫大副把主帆放下来。数分钟后,我们以每小时六至七海里的速度,迎浪前航,很快的我们便脱离了险境。

    在抵达中国之前,神藉此鼓励我,叫我将一切的需要,借着祷告带到祂的面前,并且信赖祂必因着祂独生子之名的缘故,在我每一个紧急关头里帮助我。

 

【早期的宣教经验】我在一八五四年三月一日抵达上海;所遇到的困难,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那时,一股称为“红巾”的叛军正占据了上海,与政府军对抗。对于欧洲人来说,要住在外滩租界以外的地方,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而要在外滩租界找房子,又决不是有钱便可以办得到的,更何况我是一个身无长物的异乡人,前途可说是一片黑暗。我身边有三封介绍信,如今成了我唯一的指望了。内中一封信的介绍人是我所熟悉和敬重的好友,我自然特别看重这封信。我立即打听信里所提及的人,但发觉他在我到中国途中,患上热病,已死去一、两个月了。

    听到这则消息,心里好生忧愁失望。只好打听另外一封所介绍的宣教士,结果又使我失望 ─ 他已回到美国去了。袋里还有第三封信,由于这是一位不太熟的朋友写的,所以我对此信并没有像上述两封信那样,寄以厚望。可是后来事实证明,这乃是神藉以帮助我的渠道。这封信是写给伦敦会的麦都思博士(Rev. Dr. Medhurst),他把我介绍给乐克医生(Dr. Lockhart),乐医生把我安置在他家里,我在那里住上了六个多月。我第一个中文老师艾德根博士(Dr. Edkins)──就是由麦博士替我请的,他跟已过世的韦烈先生(Mr. Wylie),在语言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帮忙。

    这一段日子确是充满了纷乱和危险。有一天我和韦烈先生出城时,正遇到河对岸的炮台开始向城里攻击,炮弹的呼啸声近在身旁,两名正与韦烈先生倾谈的中国苦力,由于躲避不及,不幸都受了伤,他们因拒绝把受伤的足踝锯除,结果都死了。有一次,我和一位宣教士在他家里的阳台上,突然之间,一枚流弹在我们中间掠过,炮弹陷在墙里。

    在乐克医生家里住了六个月后,我在租界外租了间房子,开始在邻近的中国人中展开一点点的宣教工作,数个月间,颇有成效。由于晚间附近经常有零星战事,我惟有放弃睡眠,只在白天休息。一天晚上,离我家极近处发生火警,我爬上屋脊看看是否需要走避。一枚炮弹击中内院对面的屋脊,片片碎瓦如雨般落在我身上,而那枚弹珠却滚落在下面的院子里。事发后不久,我便放弃这所房子,搬回租界去了 ─ 这个决定绝对不算太早,就在我把最后的行李搬离之前,这幢房屋已被烧毁至片瓦不全。

    在这一段受试炼的日子里,战争的恐怖、残暴和悲惨,对我这一个生性敏感的人来说,真是一个严酷的考验。寒冷、饥饿、在危险的黑夜里守望无眠,其中的痛苦岂是旁人所能了解;此外,又添上开荒者所有的浓烈孤独感觉,这份孤寂在许多情形下根本不可以对人透露,否则,别人会以为你在暗示向他求助。但这些都是神妥善而精心的选择,以及周到和爱心的安排,使我在这种环境中经历神话语的甘甜、神同在的真切和神帮助的宝贵。而事实上,这些日子正是叫我倒空自己,学习谦卑,而完全顺从并仰赖神的带领。

    一八五四年的秋天,在艾德根博士陪同底下,我们平安地完成了为时约一星期的旅程,深入内地。当然,讲道是由艾博士负责,而我则帮忙分发书册。

 

【首次布道的成果】一八五五年春,与英国教会传道会的卜尔顿牧师(Rev. Burdon)联袂作了一次布道,途中颇历艰险。四月二十六日,我们从狼山要到通州。在船上吃过早餐,在未进城之前,我们把自己交托在天父的手中。

    我们的中国教师极力劝告我们不要进城,因为该地的军人有种种不法的行为;但我们心意已决,靠着神的帮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我们。我们做了一些安排后,便把书分成两袋,只带着一个仆人进城;走了不远,仆人开始怕了,便要求请准让他回去。我们向来不勉强别人冒险,自然立即答应他,决定自己背起书袋。就在这一刻,我们遇上了一名长者,他很诚恳的劝告我们止步,否则必会吃尽通州军队的苦头。我们感谢他的好意,但我们决意无论前面是锁炼、监牢,乃至于死,仍要靠着神的恩典,未传福音便誓不离开通州。

    途中经过一小镇,约有千个村民;我就在那里以国语对广大的群众宣讲耶稣的福音。我心灵满有祝福、喜乐和平安;而出人意表的,我的口舌竟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又在那里分发了一部份的新约圣经和福音单张。

    将近旅程的终点,我们抵达城的西郊;我心里闪过早期基督徒在遭遇逼迫时的祷文:“主啊!看他们现在所施的威吓,请赐你仆人勇气,得以放胆讲论你的道。”经过这样的祷告,我们把自己交托在祂的看顾中,跟着拿起书册,举步沿着通向西门的街道而行。离城门还远的时候,一个孔武有力的人,在半醉之下显得格外粗暴,他抓住卜尔顿先生的两肩。我的朋友尽力挣扎,好把他摔开去。我上前看个究竟,但立时被十数人包围,把我们赶入城去。他们以最粗暴的态度对待我们。最初抓住卜尔顿先生的大汉,不久便转过来抓我,极尽凌辱。他屡次把我摔在地上,扯着我的头发,又拉我的衣领,使我几乎窒息。我的双臂和肩膊都给抓得青紫。

    途中,他们争论怎样处置我们;温和的士兵主张送我们到衙门,其它则主张立即把我们处死,不必等候上头命令。我们二人心里却完全平安,并且彼此提醒,使徒曾经以配为基督受苦而快乐。

    我们一直给拖曳着,弄得浑身无力,一身是汗,舌头干得黏在上颚,好不容易抵达县衙。我们被带到陈大老爷的面前,他先前曾出任上海道台,自然知道对待外国人不可无礼。他对我们甚是客气,请我们到内院,我把这次行程的目的说明,再把圣经和福音单张送给他,他称谢收下。我把书中的内容简略介绍一下,并简单地把我们的信仰向他说明,他很留心听,而四围的知事、衙役、侍从等人自然也在听了。然后他吩咐人拿来点心,我们欣然领受;他也与我们共进茶点。

    坐了许久,便请他准许我们到城里游览一下,并分发带来的书册。他欣然同意。我们又提到这次受了很大的侮辱,但是不打算追究,因为明白到当兵的知识很低。为了避免再度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要求他发出告示,规定以后不得再有类似的骚扰、凌辱。这一点他也答应了,还礼貌周到的亲自送我们出去,又差派几个衙役沿路照顾打点。我们很快的把书册送完,安然离城,回到船上。

 

【与宾威廉同工】一八五五年底,在神带领之下,我认识了英国长老会传道会的宾威廉牧师(Rev. William Burns)。我们联袂出发,住在船上,往江苏之南、浙江之北的大城小镇宣讲福音。在这之前,我在麦都思博士建议下,放弃了西服,改穿中国装束。改变服式可带来不少好处。而宾先生当时尚作英装打扮,他看见我年纪虽然较小,各方面的经验也较浅,讲道的时候,却有人肯静心聆听,而他的听众只得好奇的顽童,可没半点诚意听他讲道。我又受到乡民的邀请,在他们家里作客,而他却遭人婉言相拒。经过数星期的观察,他终于改穿中装;以后他也不断领略到其中的方便。

    宾先生对神的话语极之爱慕,生活圣洁可敬,并且与神紧密相交。数个月来与他在一起,使我受益非浅。他丰富的经历和属灵的洞察力,以及他对宣教的一些观点,对我日后组成中国内地会,播下了积极有效的种子。

    通常,我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大城小镇,每天在向神祷告之后,大约早上九时许,便提着轻便的竹凳,离船上岸。找到合适的地方后,我们其中一人便站在竹凳上,开口讲述福音。这样大约要讲二十分钟,讲的时候,另外一人则在旁边祷告。然后两人互换位置,好叫刚才讲话的人得着休息。这样过了一两个钟点,我们便转移地方,再次宣讲福音。中午回到船上吃午饭、团契、祷告,然后再出外工作,直至日暮。

    有时,我们也遭到恶徒的骚扰。有一次,在浙江北面边界的乌镇,那里民风骠悍,是盐枭和坏人的避难所。船遭到袭击,他们用从附近田里弄来的大块硬泥,向船上掷来,船蓬被打破,船身的上半部也毁烂了一大片,船内的东西全给污泥盖着。感谢神的保守,没有人在这事件中受伤。过后,我们仍旧离船上岸,向群众讲道。下面是一位在事件前曾经听过福音、接受单张的人,写给我们的字条,使我们深得安慰与鼓励:

    “日前恳请宾氏及戴氏二夫子送我好书。适有我镇恶徒,心为‘撒但’所迷,未识‘大卫之子’,以致胆敢‘拉加’、‘魔利’,损毁尊船。诚蒙俯允日后赐下书册,特此致谢,并求惠赠:《新约全书》、《善人将死嘉言录》、《基督徒要道》、《基督教要理》、《令全世界快乐之途》等各一册。谨此问安,感激不尽。”

 

【呼召往汕头】我们被迫离开乌镇,回到上海后,遇到一位在汕头做生意的基督徒船长,他在我们面前一再强调那地方的需要,并且说到有英国商人在那儿贩卖鸦片、奴隶,但却无英国宣教士传讲福音。神的灵感动我,使我觉得是祂的呼召;但数天下来,我仍是不能顺服这呼召。我从没有遇上一位像宾先生那样属灵的父亲,也从来没有享受过那样圣洁快乐的团契生活;我对自己说,这决不是神的旨意,要叫我们分离。

    一天晚上,我们造访罗尔牧师的家。用过茶后,罗夫人为我们弹唱一曲,名叫“传道人的呼召”,我大受感动。回去后,我满脸泪水的告诉宾先生,主如何引导我,而我怎样抗拒,不愿意离开他,独自前往这新工场。宾氏听时,神色十分诧异,看来只觉快乐,没有一点难过;他随即回答说,在同一晚上,主也呼召他到汕头去,他当时只觉得一点惋惜,那就是要和我分手。将汕头的需要,带到我和宾先生跟前的基督徒朋友包华士船长,听见我们决定前往那里传道时,真是大喜过望,欣然答允免费给我们乘搭他的船去汕头。

    我们在汕头所面对的困难和危险,以程度之严重、发生的频繁而言,我们以前在别处的工作,便显得安全和轻省了。广东人对外国人的憎恨和鄙视,简直刻骨铭心,“洋鬼”、“洋狗”或“洋猪”乃是最常见的称谓。但这一切却使我与主有着前所未有的深切交通,祂也曾被人鄙视和弃绝。探访村落,随时都有被绑票胁持,要求赎金的危险,村民一般称这一带为“没有王法”之地。但在这样的环境下,神往往彰显了祂照顾保守的大能。

    过了四个月,本地一名官员生病,当地的医师尽皆束手无策。这官员后来听闻某人说起,谓曾经得我医治,颇见成效,于是便向我们求助。神赐福我所用的药物,这官员康复了;在感激之余,便协助我们租下整幢房屋作医院和药房,而我就回上海去取存放在朋友处的药物和手术器具。

    当我回上海而不在汕头的期间,有一晚,一批强盗闯进宾先生的寓所,把他们的东西都抢走,惟独不带走任何书籍,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不值钱。第二天清早,他们给敲门声惊醒,原来村民来要买书。到了早餐时间,他们不但有足够的现金可以购买食用,并且有路费可供其中一人前往附近的双岛,去取得接济。买书者络绎不断,使留下来的人一无所缺;但到了第三日,一本书也卖不出去。正当卖书得来的钱刚好用尽,去的人却带着供应回来。

 

【人意不如神意】我在抵达上海以后,才发觉以前寄存药物和器具的房舍已遭大火焚毁,所有药物和大部份的器具已荡然无存。药物在上海非常昂贵,而我身边的钱有限,唯一的办法就是亲赴宁波去找属同一传道会的帕克医生,求他帮助。我原预期事情顺利办妥后,很快便能回到汕头,与所敬爱的朋友宾先生相聚一起,在那里展开工作,神却有别的安排。途中,全部行李给仆人窃逃,我还以为彼此失去连络,到处打听仆人和挑夫,历尽艰险,延误行程。

    等到事情办妥后,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征兆已显,南方大部份的宣教活动已遭禁止,宾先生也来信劝止我回到汕头。几个月来在汕头一带地方的工作,的确烙有神赐福的印记;但神的意思并没有叫我们任何一人留在那里,收取庄稼。宾先生不久也被中国官员逮捕,并且下在监里。神的引导实在十分奇妙,祂首先阻止我重返汕头,然后引领我在宁波安顿下来,并且使宁波成为我日后工作的中心。

    我抵达宁波时是一八五六年深秋。一八五七年是动乱的一年,当在宁波的广东人获悉英舰炮轰广州的可怕消息后,他们愤慨和暴怒的情绪就像怒潮般席卷一切。他们立即着手计划袭击城里和附近外国人的居所,这计划也取得了道台的准许,但外国人却完全蒙在鼓里。碰巧在这群策划屠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他的朋友是在宣教士的家里工作;他担心他朋友的安全,因此便警告他,促他不要给外国人做事。这仆人把事情透露给他的主人知道,我们才晓得自己已身在险境,便聚集祷告,寻求至高者的保护。

    当我们在祷告之际,主已开始动工。祂带领一较低级的官员 ─ 宁波海关监督,往见道台,与他力争,说这种愚蠢的作法,必带来滔天大祸,引致其它各地的外国军队进侵,把全城夷为平地,涂炭生灵。最后道台收回成命,命令广东人不可发动攻击。这正好发生在我们寻求神庇佑的那一个晚上。

 

【在宁波的第一个果子】有一次,我正在传讲基督所成就的救恩,有一中年人站起来,在他的同胞面前见证他在福音大能里的信心。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寻找真理,”他诚恳地说:“在我之前,我的先祖亦一直在寻找,但却没有找到。我曾经远近寻访,却一无所得。在儒、佛、道三教之中,我找不到安息;但今天晚上,我从听闻的福音当中,终于得到安息。自此以后,我是耶稣的信徒了。”

    这人是宁波改革派佛教徒中一名居领导地位的执事。在他归信救主后不久,他以前所主理的佛教团体有一个聚会。我陪同他到达会场,他就在他以前的信众面前,见证信主后所得到的平安。不久之后,他以前一位朋友也悔改归主,接受洗礼。他们二人,从此长期不断地向人传讲这大喜的福音,直至离世。

    在他悔改后数天晚上,他问起福音在英国传了多久。我告诉他,我们听闻这福音已有数百年了。“甚么!”他惊讶万分地说道:“怎可能你们拥有这福音达数百年,至今才到来传给我们知道?为要寻找真理,我的父亲花了近二十年的光阴,死的时候仍一无所得。啊!为甚么你们不早点来呢?”

 

【按时的供应】就在我到达宁波的那一年,我花了很多时间思索我跟中国布道会的关系;布道会给我薪俸,使我生活用度没有缺乏,但布道会本身却常常欠债。可以说,我所收到的薪金,往往是布道会借贷得来的。据我看来,神的工作若因为经济问题,难以继续的话,那准是这工作已到了一个地步,或发展至一个特别的阶段,或是已到了一个时候,不再是神所要的工作了。为免良心不安,我写了封信,要求从明年起辞职。

    我所作的决定,在信心上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考验。我完全不肯定神要我替祂作些甚么,又或者祂会否满足我的需要,好叫我能够像以往般工作下去。我没有期待朋友来帮助我,也不晓得神会透过甚么途径来帮助我;只要祂给我最低限度的供应,叫我能够养活自己,我便愿意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向不信的人传讲福音。假如这不是祂的旨意,我打算甚么工也去作,以养活自己,然后把剩余的时间全部腾出来,从事合神心意的宣教工作。

    至于神如何祝福带领我、供应我,我永远也不能尽说。偶然经费上发生困难,总是因为要使饥饿的人得到饱足,使濒死的人得到希望;至于个人需用方面,却从未有过缺欠。在我到达宁波后一年,我曾服事一位患上严重天花的美国牧师,之后,本应把服事病人期间所穿过的衣服烧掉,以免把病传染别人。但当时手头上的钱却不够我添购新的衣服,我惟有祷告。主答应我的祈求,使我出乎意外地获得失落已久的一箱衣服。这箱衣服是我在前年初夏离开汕头远赴上海时,留给宾牧师看管的。这批衣物及时到达,无论在时间和意义上,都叫我对父神的供应有一番甘甜的体验。

    我们每天给穷人派发早餐(主日除外),平均约七十人份。有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清缴了一切开支,又购备了明天的食用之后,手上已不名一文。我们不晓得神如何为我们预备星期一的需要,但在我们的壁炉上却挂着一幅中文对联 ─“以便以谢耳”(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和“耶和华以勒”(主耶和华必为我们预备)。就在那一天,我们收到了一张二百十四元的支票。星期一早上,贫民照常来吃早餐,因为我们深知这是神的工作,神必预备,所以没有通知他们不要来。

    又有一次,我们身上只有一文钱。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难处告诉主,祂听取我的祷告,救助我们脱离困境;还在我们跪下祷告的时候,从英国寄来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份捐款。按时的供应,不但解决了日来燃眉之急,并且叫完全信靠神、又愿意事奉祂的人不至于羞愧。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一九五八年,我和所爱的妻子结婚。她不但是神赐给我的宝贵恩惠,她也是许多人的祝福。在那十二年里,她把生命呈献给爱她的人和中国。一九五九年初,我挚爱的妻子染病,身体十分虚弱;到了最后,看来已没有复原的希望。我试过一切方法,但都没有果效,负责诊治的帕克医生也感到束手无策。生命正迅速消逝,唯一的盼望就是神。就在我同宣教士们为我妻子祷告的那一刻,我想起一个尚未援用的治疗方法,就离家到帕克医生处商量,他也赞同我提议的方法,可是回到家里一看,病人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之下,病情竟大见好转。枯槁憔悴的面孔,已转为安静舒适的睡容,且不见有任何不利的病征阻碍病人康复。

    同年秋天,帕克医生的妻子遽然离世。因需立即把他那失去母亲的儿女送回国去,就要求我接办他的宁波福音医院。经过几天等候神的引导,我就接受了帕克医生的交托。一向以来,医院的经费都是从帕克医生诊治外国人所得的医药费而来的,他离去后这收入来源便告中断。但主预知我们的需要,医院的经费正络绎于途。就在快面临山穷水尽之际,我收到朋友自英国寄来的信,当中附有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朋友在信中谓他最近丧父,得了一份遗产,他决定不将这笔钱花在生活享受上,而愿意用在主的圣工上。他先寄上五十镑,全由我决定它的用途。他只需要知道这些钱是如何运用,以及是否再有别的需要。

    主不只在经费上听我们的祷告,许多病人的生命都得蒙救治,看来全无希望的病居然医好了,一些严重而危险的手术也成功了。神又赐下远比这些更为永久的福气。许多人接受了福音;在九个月中,医院里有十六位病人接受了主,登记加入宁波教会的有三十人。

 

【创立中华内地会】照料医院的责任,加上我其它的传道工作,使我的身体和心灵长期劳累,健康迅速地衰退下去,不得不返回英国疗病。在我来说,因为健康不佳而要放弃在中国为神工作的机会,那简直是一场灾难;更何况工作刚刚比以往更有果效,突然要离开宁波那一小群极需照顾和教导的基督徒,心内倍添愁烦。我的忧伤并没有因为返抵英国而减少,因为医疗报告显示,至少在未来数年内,我不可能重返中国。我当时一点也不晓得,神要我与中国作长久的分离,乃是必须的;身在宁波的时候,四周的呼求压得我透不过气,叫我无从想及中国内地其它地区有着更大的需要!在英国的数年间,我每天注视着挂在书房墙上的巨大地图,辽阔的中国内地,以及我曾经为主工作的小小地方,都与我同样接近。祷告是唯一可以减轻我内心重担的方法。

    在这数年间,我也有更多时间深入研读圣经。如今我才明白,若没有在这些日子得着神话语的喂养,以我当时的属灵基础,实在无法成立像中华内地会那样的宣教组织。

    数月来恳切的祷告,以及经历过无数次的徒劳和失败,我深信要推行中国内地的宣教工作,亟需成立一个特别的机构。当时中国内地有十一个省份没有宣教士,我求主每一省派遣二人前去,另加上二人往蒙古,我求主一共差遣二十四名同工到中国去。我不断为此祷告,很快便有不少年青人愿意献身宣教。神在我家附近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使他们能住在一起,接受训练,以投身于传福音的工作。

 

【第一批传教士成行】一八六五年,中华内地会宣告成立。捐款源源而来,超过所需要的数额,我们甚至印了一张通启,让大家知道一切开支所需,已蒙听人祷告的神赐给我们了。

    有一次,我获邀前往一处村落讲道,内容是有关中国宣教。我答应了,条件是不收捐献,并要求刊登在节目单上。负责邀请我的先生在聚会中任主席,他说从来未有遇见这种要求;但他终于答应了。会中,靠着一张大地图之助,我陈述了中国的地理和人口分布情形,以及这国家对福音的极度需要,许多人明显地受了感动。

    聚会结束的时候,主席说应我所请,节目单上声言不收捐献,但他感到许多与会人士,如果没机会为这善工奉献一点金钱,他们必会十分难过,感到良心不安。他认为不收捐献只是我个人的意愿,我不应违背众人的心意。但我却恳请他们持守我们的协议,并且指出我不收捐献的理由,就是不想与会的人士,基于一时的情绪,就当时的方便而奉献;我建议他们回到家里,细细思量中国迫切的需要,然后求问神到底要他们作甚么。经过思虑和祷告后,如果觉得神只需要他们在金钱上奉献,那么他们可以把金钱捐献给任何在中国宣教的传道会,或将它寄到我们在伦敦的办事处。但很多时候,神所要的并不是金钱的奉献,而是要他们献身于神在外地的工作;或是要他把比金钱远为贵重的子女,奉献给神的工作。

    次日早餐时候,主人稍迟才来到,并且承认他昨夜睡得不大安宁。他说:“戴先生,我想了整晚,昨天我以为你对收捐的观念是错误的,现在我承认我的看法改变了。昨晚当我想及无数中国灵魂像流水般向着黑暗涌进去,我只能像你所提议的喊道:‘主啊!你要我作甚么?’我想我已得到祂的引导,这里便是了。”他交给我一张五百镑的支票,又说假使昨天收捐的话,他只打算捐出数镑,但经过一夜的祷告,他便献上这张支票。

    不用说,我对这份厚礼感到十分惊奇和感谢。用早餐时,我又收到一封由奇力马田公司寄来的信,通知我可将“兰茂密友尔号”的客舱全部包给内地会。我立刻跑到船上去,看见一切都合适,就订了下来。

    五月二十六日,我们坐“兰茂密友尔号”启航到中国去。同行的有十六名传教士。于是内地会的工作正式展开了。―― 戴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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