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蒙恩宠的教会
第四世纪初是教会进入最严峻的考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教会经历了最伟大的胜利也遭到最悲惨的失败。罗马皇帝康士坦丁采信了基督教。这一事件在这期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三百多年来，教会经历了凶暴的对付。仍然有基督徒保持着对主的单纯委身与忠心正如使徒时代一般。另一方面也开始看出人的手段在神的工作上的影响。任何的信仰都会遭到属灵的试炼。教会的根基和成份在主后313年面对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也注定要经过新的试炼。
虽然罗马势力对于基督教的资助可以称为一个悲剧，但在这一切的背后还是有神的手在其中。为了最终的好处，教会在已过的300年间所发展出来的一些缺点不应不被暴露。从正面来看，康士坦丁的入教是向全世界宣告基督在祂子民中间的生命是无法摧毁的。火焰般的逼迫和洪水般的高压均无法削减这个生命。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教会的属灵生命能够经过世人各样的手段依然站立不移。而且这样的胜利乃是单单靠着属灵的武器而获得。这真正表现出十字架的胜利，神的软弱和愚拙胜过了人的力量和智慧。教会得胜了，伟大的罗马皇帝也俯首认输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当教会进入一种新的情形，教会成了流行的时尚，并受世界的称许，这在教会中所造成的影响和改变又是何等的深远。圣灵的生命比任何的形式远为重要。神的恩典也能胜过许多人的愚拙。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以为形式是完全不重要的，更不能就以为既然神有恩典，人就可以任意胡为破坏属灵的规矩。在前三个世纪中，我们看出当教会逐渐远离简单的形式的时候虽没有使得整个属灵的生命完全死亡。但是在神的智慧里，最早所建立的规矩是为了要给教会能力去面对以后所遭受的挑战。当属人复杂的组织取代了单纯属灵的共同体，教会对某些疾症的抵抗力就降到一个层度，将遭到不可避免的灾祸。当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将会发现神组织教会以便应付灾祸，而人们却将教会组织到灾祸里。
在主后312年，西罗马帝国在一片内战中。康士坦丁再一次挥兵南下对付他的对头玛胜提斯（Maxentius）。康士坦丁原本事奉敬拜太阳神，就是他的保护神，并且他还是罗马国教的最高祭司。但是就在他出兵攻打玛胜提斯之前，他在异像中看到天空有十字架，并且在米芬桥（MilvianBridge）的大战前夕，他在梦中接受“神圣的”命令，要他在他士兵的盾牌上都附上代表基督的字母。他因此认为他是在基督徒的神之保护下去参加这场决战。他在此一战役中的胜利就坚定了他余生的信仰。在罗马帝国中，许多基督徒是拒绝当兵的，因为这些基督徒不肯参与军中规定的宗教仪式。罗马政府也不强迫他们，这是怕基督徒在军中不会忠心。
康士坦丁在米芬桥的胜利以及他最终征服西罗马帝国以后，就停止对基督徒任何形式的迫害。第二年，也就是主后313年，他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尼西流（Licinius）在米兰（Milan）会商后，共同颁旨准许人民宗教自由并且归还在上一次逼迫中所没收的财产。米兰会商并没有导致最终的和平。康士坦丁和尼西流的矛盾造成在东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再次逼迫。因此也造成基督徒对康士坦丁的偏爱。到主后324年，康士坦丁的势力终于再一次统一罗马帝国。在他胜利庆祝中再一次宣告对于宗教的宽容政策。
康士坦丁对于基督徒的帮助并不就表示他自己公开接受基督教。不错，他是同情基督教，并且也觉得他欠了基督徒的神的一份债。可是他同时还保留了罗马国家异教最高祭司的职份。一直到主于338年，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才正式受浸，而且公开承认他自己是基督徒。因着皇帝对于教会的恩宠，而产生在各个不同方面的影响是相当可观的。不过我们将专注在两个特别的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使基督教成为了时尚的流行。虽然康士坦丁本人并非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他却鼓励别人接受这个信仰。许多的人为了讨好皇上而信教。因此造成了大批的异教徒涌入基督徒的教会。这些异教徒借着学习一些基要信仰以及受浸就以为基督化了，可是他们大部分的心依然是异教徒的心。这一种潮流就更加强了人们过分强调理智上对信仰的认知以及更多看重圣礼的仪式。当大批异教徒的观念引进到基督徒的圈子里，就对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单从康士坦丁宣告信主以后，在整个帝国里的各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成了所谓的基督徒。这一件事上，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了。
其次，教会给予政府一些权力。教会的领袖为了感谢康士坦丁多方面的资助，就给了他在教会事务上一个崇高的地位。然而我们不要忘记，教会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教会本身早就预备成为中央集权控制的环境。如果教会本身并非过分地组织化，就不可能给予康士坦丁这样的权力。教会中间的一些主教颇有威望，这不只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际上让少数的人控制了大多数谦卑的弟兄们。这也就造成了教会可以很容易和政府沟通，而且一旦教会承认政府的权力，政府就很容易可以控制教会了。
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情形跟我们所谈的非常地相似。日本全国的基督教会组织成了一个大的团体，并经过政府的批准和管制。然而有一些基督徒的群体就坚决维持自己的独立。日本政府发现无法强迫他们加入联会，就只好一个一个地对付。有一些领袖因此下狱而且他们所写的文章被没收。可是弟兄姐妹依然默默地在家中聚会。这些小聚会一直到今天还是维持了他们的见证，以及纯正的信仰。
当教会内部发展出多层次的统治组织，自然就会引起政治性的争执，对权力的渴望就会导致腐败的倾向。教会一旦强调组织方面过于属灵的本质，教会领袖之间的权力斗争就引进了社会上各样的手段和技巧。如此的发展再进一步就是跟披着基督教风味的政治世界成了联合阵线，教会的堕落造成了教会和政府之间纠缠不清的联盟。教会为了争取大众的欢迎而放弃了自由。教会从此就遭到一个比以前的暴君更凶恶、更阴险的统治。这乃是属世的妥协。
“基督徒”在各大城市越来越多，加上这些人的信心又不是很坚定，我们就发现教会的领袖逐渐好像以前的罗马皇帝一样，必须采取各样的讨好手段来满足广大群众的喜好。在前一章中，我们曾谈到亚流（Arius）在那一场神学争论中如何被一群人迅速地推翻他的观点，正好像一个歌手被一群暴民从市场里轰出来。大部份的人只不过是听过亚流的名字而已，对他本人以及他的神学都是一无所知，可是这些人却大声疾呼地反对亚流。永恒的真理变成了街头的闲话，选出教会领袖的方式也变成了竞争敌手之间不止息的争吵以博取大众的支持。在主后366年，达玛苏（Damasus）当选为罗马主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幸的是，早先四个世纪这种精神并未随时间而消逝。整个教会历史都充满了这种精神。另外在教会里不肯容忍的精神也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长。一些枝节上的坚持以及样版性的要求就成了没有生命宗教的特色。在全面与中央口径一致的要求之下，宗教界的当权派就变成了正统。那些与主流正统不合的人自然就会被认为是叛徒，要不就被迫学习顺服，否则就是多方打压以削减影响。这种消除异己的严重性是一个悲剧的讽刺。教会经历了多少残酷的逼迫，终于赢得了自由。而在获得自由之后，教会自己反倒变成了逼迫者，不给在他内部的人任何的自由。
到底教皇权柄的超越性是在什么时候才完全确立，至今依然没有定论。罗马教会独裁的统治是一段漫长发展的结果。起初罗马教会是许多其它教会的一个很好的顾问中心，但随着罗马教会的名声日益高涨，建议就逐渐带着更多的权柄。后来人们甚至会认为如果对于来自罗马教会的建议有任何一点的存疑，乃是僭妄自大。当然顾问建议如果永远都毫无保留地接纳，这就变成了命令。
如果我们试着给教皇制度形成的时间定一个确定的日子，那就应该是大约在主后440年到461年，即伟大的罗马主教利奥（Leo）在位的那段时间。毫无疑问，在此以前罗马的高超地位已经实行了一阵子，可是利奥主教却把这个事实建立在一套神学的基础上。利奥认为罗马教会的权威乃是建立在我们的主对彼得所说的一段话上，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盘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彼得就被认为是罗马教会的创立者，以后罗马教会的主教就继承了彼得的权柄。当然就连天国的钥匙也移交给以后的主教。这是利奥主教的理论。彼得曾经不止一次在罗马住过，有可能他也曾参与罗马教会最早的一些聚集。但是这些事实并不能改变利奥论点以及他对圣经解释的错误。
这些事实与真正的基督教属灵的实际有什么关系？答案当然是“极微”。这就更加显示出第四世纪的基督教世界是何等的偏离属灵的信心，而单单着重组织。从此以后，在组织化的宗教世界里就不太能看见属灵的工作。当教会的组织继续在发展，仍然有一些人能出污泥而不染，持守原来的单纯的信仰，不愿卷入僵化的教会系统。在教会从属灵的变成属世的过程中，真正出于圣灵的运动就很少与一般人所认知的教会同步。在最早的三个世纪中，教会虽然有软弱和难处，却充分地流露出生命和得胜。这和以后的世纪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在罗马的世界里依然有少数伟大的灵魂，直到今日在神里，我们还能从他们得益处。但当时他们的地位是低落的。其中有一些人也曾经为了对母会的愚忠而招致杀身之祸。另外像奥古斯丁之流，他们极力强化教会的错误，其它的人则采取隐居的方式，或者过着卑贱简朴的生活，或是在修道院的服事中寻找安慰。具新约时代意味的那种教会的见证就从组织化以罗马为中心的教会世界中消失。
在五旬节以后，福音广传的范围超过罗马帝国的版图。在波斯帝国境内，许多基督徒的聚会建立了长达三世纪之久却是与西方教会不相往来的。造成他们的孤立有几个不同的理由，比如两帝国之间的互不信任，以及不同的语言。这种隔离使得东方的教会一直保持着使徒时代的单纯。甚至到了西方教会开始积极发展组织大公教会的时期，东方的教会还是保持各个聚会的独立并且积极传播真理。
第四世纪初期，开始有人提倡联合波斯帝国的众教会，希望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个运动遭到强烈的反对，不过这些推动者还是不断地一再努力。当罗马帝国的康士坦丁大帝正式作官方性地支持基督教的时候，在波斯帝国的基督徒就遭到强烈的迫害。我们也不难体会波斯的君王对基督徒的忠贞生怀疑。他们相当惧怕罗马的权势，对着不是波斯原始宗教的信奉者自然会有忌讳。这种不信任就造成了四十年之久的大迫害。据说有一万六千的基督徒因着信仰而牺牲。直到主后399年波斯新皇叶地哥一世（Yezdegerd）登基，迫害才停止。当然叶地哥本人并不像康士坦丁那样信靠基督。他对教会和政府的联合不如罗马帝国那样关注。
罗马皇帝想要利用叶地哥对教会所示的友善态度来改善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他就派马努他（Maruta）主教为和平大使。后来证明马努他主教是一个谈判高手。不过在马努他主教的心中，他最关心的事还不是在东方的基督徒所遭受的逼迫。他深切盼望能把东方的基督徒纳入以罗马为中心的大公教会系统。波斯的教会在忍受了长期的迫害之后，自然乐于接纳任何形式的交通。波斯帝国首都的主教埃塞克（1saak，另译艾赛克）与马努他一同请求叶地哥一世召开宗教会议。就在主后410年开会商讨统一教会的事宜。经由此次会议，叶地哥承认埃塞克为波斯帝国内所有基督徒中间的领袖，而宗教会议一致赞许叶地哥这位异教君王的慷慨和宽大。在这个新的教会组织下，任何违反中央的做法均加以禁止，并受到与基督身体断绝的处分，以及皇帝的管教。事实上叶地哥就控制了整个的教会。
马努他带着西方众主教所订下的规条，有关教会的运作，以及教义的要求，希望藉此使东方的诸教会能完全配合西方教会的发展。所有的基督徒均将纳入同一组织以确保没有任何的异议。凡持不同意见者将受到咒诅。主教所管辖的地区以及替换的规则也清楚设立，每一个地区只准有一个教会。波斯皇帝的旨意也必须尊重。整个教会的最高指导中心是在罗马。从此东西两方的教会都在一个单位的领导之下。在教会最早的时期，人们喜欢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到了第五世纪，中央集权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罗马基督教很明显控制了罗马和波斯帝国的基督徒。
康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主要还是受到他政治的思想影响。并不是说他对基督徒所信仰的神有所怀疑，不过他主要的兴趣，并非单纯属灵的。基督教当做一个用来稳固帝国统一的力量，因此在罗马帝国里的教会当然是必须合一的。他在处理多纳徒派（Donatism）事件上就充分地表现了这种的关切。
多纳徒派的信徒曾在二位都叫多纳徒的领袖带领下，虽然经过北非丢克理田（Diocletian）多年的迫害，却更加兴旺。他们受到五十年前诺洼天派教导的影响较大。对信仰经不起恐怖考验的人不轻易接纳。他们在主后312年因为反对由中央派来的西其良努（Caecilian，另译开其良努）担任迦太基的主教而与大公教会决裂。康士坦丁尽力调停其纷争。他召集两个由教会中有名望的人士所组成的委员会来评判，最后他们还是支持西其良努。多纳徒派坚持不让步，就宣告他们自己才是大公教会，基本上从此不再与整个基督教世界来往。在迦太基，他们就按立多纳徒担任主教，以对抗西其良努。皇家军队曾经试图要把多纳徒派收回到大公教会的管理之下，但是一直没有成功。到了第七世纪穆罕默德入侵北非，多纳徒派才在北非消失。
康士坦丁要对以后教会历史中不能容许任何不服中央的传统负相当的责任。他大力鼓励官方高度组织化的教会，造成教会自大到去侵犯只有神才有权干涉每一个灵魂的尊严。他强调教会外表的统一而忽略属灵品格，也造成教会独霸的心态。任何不顺从中央的人就扣上分裂教会的帽子。
多纳徒派在一开始乃是以他们有着更高的基督徒品德的标准而著名，但是他们坚持在教会内必须纯洁，在日后却因其它因素而变得不受欢迎。他们在大公教会中从来没有办法争取到较高的职位。当然这也是宗教组织败坏的结果。他们自己也受到组织化宗教的毒害。多纳徒派提出一个为属灵自由站起来的响亮口号；“皇帝不干预教会”。很可惜他们自己却一再去向皇帝陈情，以致于这个口号好像是因为皇帝不支持他们的一种抱怨而已。
多纳徒派主张属灵的生活以及品格才是教会的根基，圣礼仪式不过是次要。这些都是正确，但是他们的分离思想不过只限于他们要向属世的权威争取大公教会的地位。虽然无法预测，如果他们取代了大公教会，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假如别人的经验是一位老师的话，也不难推论多纳徒派当权以后也会腐败。其实还是因为争取权力才造成多纳徒派在教会历史中负面多于正面的影响。基督徒很难接受他们必须如同他们的基督一一不被世界所接纳。当主的谦虚在教会中显明出来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见证。基督的生命是一个聚会的根基，并不只是消极地无罪或不与邪恶妥协。更是新造的人将基督的恩典在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中表明出来。── 约翰甘乃迪《见证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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